丈夫不轻死，人在事才成

历来推崇烈士，风气所至，竟将“不怕死”捧作了最高的美德，仿佛性命是门槛最低的献祭，一掷出去，便占住了道德的上风。于是慷慨赴死易，从容负重难；于是血很容易烧热，而头脑不容易冷静。

陈英士赠我曾祖父字：“丈夫不怕死，怕在事不成。”这话里有大清醒在。可惜听者往往只取前半句的豪迈，丢了后半句的千斤重量。热血是火了，事功是水；火能沸一时之水，却终要被水浇灭。若只顾着燃那熊熊的火，看那冲天的焰，以为那便是全部的壮烈，那“事”便永远在“不成”的泥潭里，空望着几缕青烟。

“不怕死”三个字，是极易被挪用的。

挪到战场上，它是勇气；挪到政争里，它却可能成了赌本。将自己的性命押上赌桌，换来的未必是事业的推进，往往只是一枚悲壮的筹码，供后人唏嘘或利用。命没了，账也就结了。后来那“事”成不成，与这赌掉了的性命，还有什么干系呢？账是糊涂账，人成了符号人。秋瑾女侠“貂裘换酒”的豪情是真，但血染轩亭口后，未竟的理想、未竟的启蒙、未竟的实学，又托付给了谁？她的死，照亮了黑暗，却也抽走了一盏本可长明的灯。

“怕事不成”，才是真丈夫的担当。

这“怕”，不是怯懦，是对后果的敬畏，是对那未竟之业的执着牵挂。它逼着人不能只图一时的痛快、一时的清名。它要求人算计——不是算计私利，是算计代价与成效，算计此身此刻死了，于“事”有损还是有益。它要求人忍耐——忍辱，忍疑，忍一时的不被理解，忍漫长的、毫无英雄光晕的琐碎经营。

辛亥前后，多少仁人志士，缺的未必是“不怕死”的胆魄，恰恰是这份“怕事不成”的、如履薄冰的审慎。热血涌上头顶时，便觉得只要自己这条命豁出去，历史的车轮就能碾过一切坎坷。结果命豁出去了，车轮却陷得更深。广州黄花岗，七十二烈士的血，染红了半部近代史，可曾染红一个稳固的共和？事未成，身先死，留下的，是更深的痛，与更复杂的残局。

故而，我说“丈夫不轻死”。

“轻死”二字，是症结。把死看得轻了，便把事也看得轻了，把继起者的责任、把生者要建设的漫漫长征，都看得轻了。死可以是一瞬的决绝，生却是几十年如一日在荆棘丛里爬。死了，眼一闭，万事皆空，什么也不用管了。活着，却要管制度的草创，管人心的涣散，管盟友的背离，管理想的变味。哪一个更难？哪一个更需要钢铁般的神经？

所以真正的勇气，或许不是冲向枪口的那一步，而是在枪口对准你时，还能冷静地思考如何端掉它，并且活下去继续思考。是在最黑暗的时辰，抵抗住“以死明志”的诱惑，选择忍辱负重，选择活下去，把那未成的、难成的、似乎望不到头的“事”，一寸一寸地往前挪。

我曾祖父将这幅字珍藏，他或许比谁都懂。在“不怕死”已成风气的时代，那“怕事不成”的叮嘱，是何等孤寂而清醒的钟声。这钟声今日在我耳边响起，不在战场，而在病房——当我用尽力气扶起一个濒临寂灭的生命，我所做的，也不过是“不轻死”，不过是让“人”在，让那一点点生之尊严的“事”，得以苟延，得以成。

历史的大厦，从来不是靠砖石的牺牲垒成的，是靠砖石一块一块，忍着风雨，承着重压，活着砌上去的。

【背景】与弦思讨论辛亥革命志士的成败。